其二，当公民对于法秩序的变更具有预见性时。

对此，彭真提议：‘拘留问题在宪法中讲不清楚，苏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受限最少，因而受保障程度最高，若立法限制的是此类基本权利，则合宪性审查的基准应当最为严格。

在1983年12月3日为纪念新宪法颁布一周年发表的谈话中，彭真再次论及了《宪法》第51条的意义，他强调：作这样的限制，对于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以及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是完全必要的。但若如前所述，将该条中的限制事由限定于国家的存立以及国家正常功能的实现、能够还原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多数人的重要利益、他人的基本权利，则该条款的不确定性便可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再者，五四宪法第87条这一表达自由条款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而八二宪法删去了这一规定，原因在于在我国现有经济条件下，很难事事都有物质条件的保证，还需要发展经济，不断创造条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44]参见杜强强：《概括权利条款与基本权利限制体系——对我国宪法第51条的另一种建构方案》，《人权》2023年第1期。

基本权利附带法律保留的状况表明了该权利受到限制的可能性，一项权利受限制可能性越小，说明制宪者越是珍视，因而也越是重要。（二）八二宪法中基本权利法律保留的生成机理相比五四宪法，八二宪法扩展了法律保留所关涉的基本权利的范围。关于次级法源有无溯及力的问题，《立法法》并未作出规定，理论与实务也存在着较为不同的认识。

[12]然而，否定法不溯及既往的宪法地位意味着立法者将在制定溯及性法律方面被赋予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可能损及法的安定性、人权保障等宪法价值，而且也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蕴含的依宪立法的要求相矛盾，并不符合我国宪法的整体价值秩序。张明楷：《终身监禁的性质与适用》，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3期，第77-91页。拉伦茨（Karl Larenz）曾从正确法的角度对类似标准的模糊性表示担忧，认为它很可能带来掏空法不溯及既往的危险。作为一项相对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并无绝对的优先地位，若公民对于旧法的信赖不能被正当化，或者存在其他优位的宪法价值，则该原则即须退让，故应证立公民的信赖相较于其他冲突价值更具有值得保护的重要性。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页。正因如此，在宪法秩序中，法不溯及既往需要面对法治国家内部与外部的种种争议，包括但不限于法的安定性与基本权利保障的张力，法治国家原则与民主原则的竞争，等等。

相应地，信赖保护则属于实质法治国的范畴，旨在赋予法秩序以权利保障的价值基础，亦无法涵盖法不溯及既往在形式法治领域所发挥的可预测性功能。[42]上述两种意见的争点源于对次级法源规范性质的不同理解。它被允许向前生效，代替旧法对已经完结的法律事实作出新的评价，产生新的法效果。[72]职是之故，私法领域中的有利至少意味着所有当事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新法溯及既往而被进一步地减损。

若立法者赋予规范溯及力非为实现法目的的恰当或必要手段，或者公民对于旧法的存续利益优先于法律修订的理由，则新法将例外地禁止溯及既往。[18]它以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为内核，旨在将国家权力的运行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从而实现人权保障的规范目标。因而，作为法律适用原则的法不溯及既往不必受到宪法的特别规范，也难以被界定为宪法原则。在国家权力配置方面，我国基于《宪法》第3条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将国家权力配置的具体化建立在功能适当原则之上，不足以充当公民的信赖基础。

（2）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在真正溯及既往中，其他公法领域，以及所有私法领域对于公民信赖利益的干预仅次于刑法，应以禁止为原则，除非立法者能够证明公民的信赖不值得保护。（二）有利溯及的审查基准有利溯及合宪性审查的核心，在于分析何谓有利。

关于重大公益保护的合宪性审查，主要通过比例原则的方式进行，其核心在于证明新法所追求的公共利益远超旧法所保护的信赖利益。在我国，《立法法》第104条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刑法》第12条第1款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等但书规定都明确反映了这一点。

基于此，作为宪法原则的法不溯及既往具有作为立法原则、主观原则与相对原则的特质。此种情形在税法领域尤为明显。三、法不溯及既往的宪法内涵在现行宪法中，法不溯及既往根植于法的安定性价值，并以信赖保护为内核。下文将专门就此进行分析与澄清。厘清特定法规范是否构成公民的信赖基础，往往是判断该规范应否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基本前提。收容教育制度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收容教育的人员，解除收容教育，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二审法院则基于法的安定性，选择适用旧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决追缴社会抚养费。据此，法不溯及既往作为我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性，首先体现在《宪法》第5条第1款之中。

例如，有环境法学者在环境污染法律关系中，将更好地修复污染场地，保障人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有利溯及的审查基准。从第一方面来说，目前，法不溯及既往在我国被局限于法律适用层面，以解决执法者和司法者可否在法律运用中用新法去处理以前的种种问题为要旨，[23]无力规范立法者，致使我国关于时间效力规则的立法实践存在较多模糊地带。

其中，前者属于严格意义上法的溯及适用，原则上应被禁止。[25]相关司法实践的冲突进一步凸显了溯及力问题在立法层面的矛盾。

例如，《婚姻法解释（二）》第29条第2款就以案件受理时作为溯及力基准时，规定：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22]陈爱娥：《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化——兼评司法院大法官相关解释》，载（台湾地区）《台湾本土法学杂志》总第98期（2007年），第164页。余希：《民事诉讼法溯及力问题探讨》，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51-159页。参见熊丙万：《论〈民法典〉的溯及力》，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25-27页。

而后者则从根本上突破了该原则，须根据立法者对公民信赖利益的不同干预程度，在绝对禁止溯及既往、原则禁止溯及既往、例外禁止溯及既往以及绝对不禁止溯及既往中接受不同强度的合宪性审查。[59]所谓新增规定溯及，又称空白溯及, 是指以前的法律有空白时，新的法律可以追溯，该规则实际上是一个法律漏洞填补规则，即以新的法律填补过去的法律漏洞。

此类规范一旦超越施行期间，无论旧法是否被正式废止抑或修改，公民对它们的信赖都不再具有正当性。1.不利溯及的次级类型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构成要件，有利溯及与不利溯及是在信赖值得保护要件下，按照溯及效果所作出的类型划分。

[27]其中，信赖保护构成了法不溯及既往教义学建构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所有关于法规范的溯及力规则都应围绕公民的信赖是否该当受到保护展开建构。[76]在不利溯及的次级类型的划分中，不仅同一标准内部存在审查强度的差异，不同标准间的次级类型亦是如此。

葛克昌曾指出，每一部法律的存在都体现了对其遵守的期待，即使是最为严格的法实证主义也必须将公民的守法义务视为法治国家持续运转的基本预设。朱力宇：《关于法的溯及力问题和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若干新思考》，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5期，第15-16页。根据《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法释〔1997〕12号）第1条的规定，我国刑法采用法定刑标准说，规定作为刑法有利溯及的从轻原则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例如，法不溯及既往能否拘束立法权？[3]它的适用范围是否包含程序法、司法解释、行政规则乃至备案审查结果？[4]除《立法法》第104条明文规定的有利溯及外，实践中出现的空白溯及重大公益溯及等例外情形又应被如何正当化？[5]这些问题时常以部门法争议的形成出现，如牛玉强案关于刑法中有利溯及的不同理解、白恩培案关于终身监禁能否溯及既往的争议以及丹东驾照案关于行政许可能否实体从新的讨论等。

2.不利溯及的审查框架综合不同次级类型的审查强度，不利溯及的合宪性审查可被划分为：绝对禁止溯及既往、原则禁止溯及既往、例外禁止溯及既往以及绝对不禁止溯及既往四个层次。[63]因此，法不溯及既往的适用往往需要在新法变迁与旧法安定之间进行价值权衡。

它从属于法治国家原则体系，根植于法的安定性价值，旨在通过限制立法者对于法规范溯及力的规定权，保护公民正当的信赖利益不受侵犯。前者如《民法典时效规定》关于英烈保护条款的溯及既往。

 姜秉曦，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14]现行宪法也只是将人民主权、法治国家等宪法基本原则凝结在宪法的明文之上, [15]至于其他宪法原则，往往需要通过宪法解释，从既有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